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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领导和下属之间是主从关系,领导者完全做主,下属要绝对服从,很专制,各方面有不同的意见也不方便沟通,几乎是领导的一言堂。而且,上下级的界线划分得过于清楚,大家受等级观念的限制很难一条心。因此,以前企业的组织力有限。现在时代不同了,我们应该转变观念,把主从关系改为主伴关系,即下属要陪伴领导,领导还要做主,一个团队没有头领,各自主张,步调不一致,那就变成有团没有队,有组织而没有组织力。但是,为了适应民主时代,主的定义应该有所改变:工作的时候,领导理应是主;工作以外的时间,就不一定以领导为主,领导也应该适当放下自己的身份,和下属打成一片。在不同的场合,遇到不同性质的情况,主与伴应该适当调整。没有人规定你要做到无心的服务、无心的关怀,完全看你自己做不做得到。中国人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到,弹性非常大,持久忠诚可以,随时跳槽也可以,但中国人凡事都必须是自发的,如果有硬性规定,就行不通了。只要中国人愿意,我们是最不计较的、最好商量的。一旦和中国人谈条件,那我们的条件比谁都苛刻。惨!快船一夜之间从西部第二跌到西部第五彩票电子游戏送彩金很多领导抱怨他的干部们不准时,每次开会都拖拖拉拉的。其实这是领导自身的问题。如果国家领导人要会见这些干部,他们会迟到吗?当然不会,因为情况不同。

有很多事情是不能在家里倾诉的。你稍微吐吐苦水,你爸爸就会骂你:平常教你的都不听……由于面子的关系,也不好意思对妻子倾诉。所以家里并不是解决工作难题的地方。遇到这种情况,只能向朋友发泄一下,以缓解压力。你一定要交一些知心的朋友,让你可以发泄心中的郁闷。凡事都在变,方法要变,态度要变,但原则不能变。《三国演义》中的关羽坚持原则,瞧不起的人就是瞧不起,这很对。但是当孙权派人说我的儿子要娶你女儿为妻时,关羽可以拒绝,但是不能说:吾虎女安肯嫁犬子乎?此时的关羽相当于蜀国的外交大臣,说这种话简直对不起蜀国,完全违背了孔明给他定的北拒曹操、东和孙权的八字方针。人员流动太大,造成整个组织不安定,因此美国的团队不敢把重心放在人上,而是高度的科学化,用事来形成组织。美国人的做法是,成立一家公司后,把重要的工作分门别类地写下来,分析得非常详细,这叫做工作分析;每一项工作包含多少具体操作步骤都要一一列明,这叫做工作说明书;然后根据工作说明书来找所需要的人。这种做法就像按图索骥,有时根本找不到合适的人,这就是美国人力资源管理的缺陷,企业只能找到一个平均人。如果这个人比要求的好,那这份工作会限制他的发展;如果他比要求的差,那这份工作就会给他带来巨大的压力。因为受到工作说明书的限制,美国的人力资源管理没有办法让一个人充分地发挥潜力。美国人彼此之间划分得非常清楚。中国人你帮我一点,我帮你一点,是很正常的,但在美国绝对不行,都是各自为政。我在39岁以前,非常痛恨中国人。我觉得中国人花了太多时间做人,根本没有时间做事;中国人的聪明都用来钩心斗角,搞得别人乌烟瘴气,他在旁边看笑话。但是从我40岁以后,就彻底改变了观念,我认为自己犯了一个大错,就是用西方人的观点来评判中国人的行为,这样只会觉得中国人一无是处,乱七八糟。后来我用《易经》的观点来观察和评判中国人的行为,却发现中国人乱中有序。

第二,做主的人最好是通才型的,而不是专才型的,否则他就会带有很强的倾向性,很容易偏激。而做从的人是能兼顾各方面的专,而不是单一的专,否则几个人都偏到某一方面去,忽视其他方面,也等于为自己设置一个陷阱。如果做主的人和做从的人都是专家,那么这个团队是不周全的,就像一个不完整的人,很难健康发展。一个正常的团队,要能面面俱到,你不能指望领导做到这一点,他也不可能做到,而是要有一个由各种专家组成的完备的团队,他们可以从各自专业的角度提供科学的建议。无论是哪一种干部,都有属于自己的直属团队,在其所带领的团队里,他们都是管理者。虽然他们的级别不同,但是在各自的团队中所起的作用基本上是一致的。有人认为,身为干部,应该具备一些特殊的素质,其实不然,我认为,当好干部只要具备以下十一个基本条件就足够了。在日本,人们在进行自我介绍的时候,一定会先介绍自己的企业,然后再介绍自己。这种人与企业的高度结合,其实并没有多大价值。日本企业界有一句话,任何凸出来的钉子,都要把它打进去。就是说,不能有个人的表现。所以日本人的考核没有个人奖惩的内容。中国人认为,合理就好。西方的团队管理以法为中心,重视管理;中国的团队管理以理为中心,重视领导。对中国人来说,合理比合法更重要,中国人只接受合理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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